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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岁的江平，妈妈叫她“阿平”，还没上幼二园，就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至今未断奶。累了或者撒娇时，她依偎在妈妈胸前，掀开衣裳吸吮乳汁。三岁时，阿平问妈妈：“外婆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她觉得，女生应该有长长的头发和漂亮的裙子，就像动画片和图书里的公主。但她的外婆是短发，穿着Polo衫和长裤。妈妈问她：“那你看外婆有没有‘乃乃’？”她想想：“有！所以外婆应该是女生！”
多么亲昵的一对母女，怎么看都是一般家庭的亲子原型。但事实上，阿平的妈妈黄惠侦，在成长过程中与母亲的关系，完全不同于她和女儿。为了逃离父亲家暴，她在六岁时跟着母亲离开家，靠“牵亡魂”维生，十岁那年被迫辍学。而且，母亲爱的不是男人，是女人。
十一岁时，黄惠侦无意中听到长辈谈论母亲：“她妈妈是同性恋，变态！”这句话，像利刃刺进她的心里。虽然辍学，但她爱阅读，常在报纸上看到刻意强调“同性恋”的负面新闻。世界在母亲和她身上贴的标签就像符咒，让她在社会偏见中自我禁锢。
由于父亲长期对母亲施加暴力，母亲咨询离婚事宜，却被告知要被伤到一定程度，提供验伤报告，才能申请离婚。最后，母亲带着黄惠侦和她的妹妹连夜出逃，连户口本都没带。此后，她们家里一直出现不同的“阿姨”。
这些“阿姨”，都是黄惠侦和妹妹成长过程中的“妈咪”。而真正的妈妈，反而更像“爸爸”。她开始有了疑问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不正常”吗？甚至，她开始担心：“妈妈究竟爱不爱我？”
某次，导演杨力州拍摄“牵亡魂少女”的纪录片，黄惠侦和妹妹是受访对象之一。这次经历，启发了她对电影制作的兴趣。学习相关课程后，她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记录，将镜头对准母亲、亲戚和母亲的女友们，先后推出纪录短片《我和我的T妈妈》以及长片版本《日常对话》。
影片中，母亲总是沉默寡言，但外出找女友或打牌时，神情和语气都变得洒脱自在、神采飞扬。
当亲戚们被问及“是否知道我妈喜欢女人”，要么立即回答“不知道”，要么转移话题。不过，有一位舅舅刚说了“不知道”，就马上补了一句：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黄惠侦的母亲曾经说，她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明确知道自己喜欢同性，也常带女孩回家，有时和女友吵了架，就会打电话向舅舅诉苦。所以，亲戚们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们的反应让黄惠侦明白，传统家庭不一定拒绝“不一样”的成员，而是不知道怎样面对。“我的母亲不需要出柜，因为躲在衣柜里的是她的家人。”
母亲的女友们常数落她风流嗜赌，为了追女人钱财散尽，但谈及她的温柔，都会语带眷恋。不过，母亲花钱大手大脚，欠下一大笔债，曾把黄惠侦气得离家去新竹工作。也正是这离家的一年，让她看到了母亲爱她的方式。黄惠侦说，母亲为了把摩托车给她用，大老远骑到新竹，骑得腰酸背痛，“然而我其实不会骑车”。
这个颇为阳刚的母亲，追女友的时候不乏甜言蜜语，在女儿面前却不懂如何表达母爱。每年母亲节，她都会出门约会，对康乃馨或其他礼物毫无兴趣，收到钱才开心。她会去菜场买女儿最喜欢的龙须菜做给她吃，这就是她关心女儿的方式。
黄惠侦说：“拍电影时，我原本希望母亲说一声‘我爱你’。但拍完之后，我觉得这三个字不重要了，我知道母亲在意我，这就够了。”
她的女儿阿平，却帮她问出了最想听的那句话。在《日常对话》最后一幕，阿平拿着玩具摄像机，模仿妈妈拍片的样子问外婆：“你爱不爱我？”外婆反问：“那你爱不爱外婆？”阿平回答：“爱！”然后，外婆对阿平说：“外婆也爱你！”
黄惠侦表示，虽然她没有经历过“标准”的成长过程，但她更愿意看到母亲拥有真正自由、忠于自我的生活，“她天生如此，没有伤害任何人”。母亲的灵魂不想被束缚，甚至不愿被归入“同性恋”类别。有一次，黄惠侦带母亲去参加同志巡游，没过多久母亲就觉得无聊了，对她说：“我要去打牌……”
34岁当妈妈的黄惠侦，在《日常对话》拍到一半时，也经历了婚姻关系的破裂，让她更理解不应该勉强别人成为你期望的样子。她说，价值定义没有绝对标准，“不一样”不等于“不正常”，你没有体验过的世界，对别人来说，只不过是“日常”。(民报)
